刘协（181年4月2日—234年4月21日），东汉第十四位皇帝，亦是汉王朝的终结者。他8岁登基，40岁禅让，54岁离世，一生被裹挟在权臣的野心与时代的巨浪中。从董卓的傀儡到曹操的“天子旗”，再到曹丕手中的禅让工具，他始终困于皇权与生存的夹缝。历史的多棱镜下，他既是亡国之君，也是赈灾明察的仁主；既是政治牺牲品，也是文化符号的塑造者。其谥号“献”（聪明睿哲）与“愍”（在国遭忧）的争议，恰是后世对他矛盾身份的深刻映射。
傀儡皇帝的命运轨迹
刘协的帝王之路始于血腥与权谋。其母王美人因遭何皇后妒忌，产后被毒杀，幼年刘协由董太后抚养，得名“董侯”。189年，董卓废少帝刘辩，立9岁的刘协为帝。初平元年（190年），关东联军讨伐董卓，董卓焚毁洛阳，挟献帝西迁长安，开启了他“流亡天子”的生涯。董卓被诛后，李傕、郭汜控制朝堂，献帝沦为军阀争夺的“玉玺”。《后汉书》载，李傕曾纵火焚宫，将献帝劫至军营，公卿徒步相随，朝廷尊严荡然无存。
建安元年（196年），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格局形成。献帝虽名义上保留祭祀、封赏之权，实为曹操统一北方的政治工具。220年曹操病逝，曹丕继位后迅即逼宫。献帝三让帝位，最终受封山阳公，以“奏事不称臣，受诏不拜”的虚衔退居河南焦作，直至病逝。
政治挣扎与反抗
献帝并非甘于任人摆布。兴平元年（194年），长安大饥“人相食”，他亲验赈灾米粥，揭露侍御史侯汶克扣粮饷，杖责五十以正法纪。《资治通鉴》胡三省评曰：“献帝非昏蔽而无知也，然终以失天下者，威权去己而小惠不足以得民也”。这一事件展现其明察之智，亦暴露皇权架空后的无奈。
更激烈的反抗是两次未遂政变。建安四年（199年），他密授车骑将军董承“衣带诏”，命其联合刘备诛曹。事泄后董承灭族，身怀六甲的董贵人亦被绞杀。建安二十三年（214年），伏皇后致信父亲伏完谋曹之事败露，曹操逼献帝废后，华歆从宫墙夹层中拖出伏后，其“披发跣足”泣问献帝“不能复相活邪”的惨景，成为汉室尊严彻底崩塌的象征。
历史评价的演变
献帝身后，谥号之争折射正统性博弈。220年刘备闻禅让传闻，以“汉帝见害”为由追谥“孝愍皇帝”，取“在国遭忧”之意，强化曹丕篡逆的叙事。而曹魏政权为标榜合法，于234年献帝病逝后，由魏明帝曹叡高规格治丧，谥“孝献皇帝”，取《谥法》“聪明睿哲曰献”的美义，强调其“知天命”而禅让的圣德。
现代史学亦重新审视其角色。复旦大学姜鹏教授指出，献帝是“对时代做出巨大贡献的君主”，其禅让避免了大规模战乱，以个人牺牲换取政权平稳过渡。日本学者小林雄河在研究东亚政权更替时，将汉魏禅让视为“儒家理想化权力交接的操作”，虽然其背后是武力威慑。
文化符号的生成
退位后的献帝在山阳公国（今河南焦作）褪去帝王光环，却以亲民形象融入民间。他采药行医、减免赋税，百姓敬称其为“大人”，这一称谓后来演化为中原地区对父亲的代称。当地至今流传“汉献帝施针救产妇”等传说，其陵墓“禅陵”亦成为焦作的文化地标，承载着民众对仁政的集体记忆。
在文艺领域，献帝的形象随时代变迁而流动。94版《三国演义’里面，鲍大志饰演的献帝突出其懦弱隐忍；2018年《三国机密》则赋予其“双生子替身”的虚构设定，以权谋剧重构历史。从传统戏剧到影视改编，其角色始终在“悲剧傀儡”与“仁德明君”间摇摆，成为解读汉末政治的媒介。
多重身份下的历史坐标
汉献帝的一生，是皇权制度在末世困境中的缩影。作为帝王，他试图以智术挽救崩塌的帝国，却因兵权旁落而无力回天；作为政治符号，其谥号与葬礼成为魏晋正统性建构的关键一环；作为文化记忆，他在民间叙事中完成从亡国之君到仁德长者的蜕变。其价格不仅在于东汉王朝的终结，更在于揭示权力更替中个体命运与历史洪流的复杂互动。
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挖掘三重维度：其一，从全球史视角比较物品方末代君主的退位模式（如日本天皇与罗马皇帝）；其二，分析禅让仪式在东亚政治文化中的延续性（如魏晋至宋齐梁陈的禅让链条）；其三，通过考古与方志文献，深化对山阳公国时期社会生态的考察。献帝的身份嬗变，始终是解读中国王朝更替的一把钥匙。
